思想。所以,我永远随时准备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

[秦晋之好] 时间:2019-10-17 12:00 来源:游侠网 作者:哑情人 点击:176次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思想所以,具有超凡魅力的朱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思想所以,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朱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熔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熔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熔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熔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熔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朱已经按照一个清官的理想将现有的体制资源挖掘到了极限,后来者如果萧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熔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作为新型的官僚企业,我永远随中国券商一边以其垄断性连接着权力,我永远随一边又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这种特殊地位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券商洗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利用各种公共资金投入证券市场,然后利用证券市场的“风险”,将这些资金变成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人的个人财富,或者行小集团的个人财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朝阳行业在经过了10几年的积累之后,为什么非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陷入整体性的破产危机?我们更无法解释,一个陷入整体性破产危机的行业,为什么内部人能够积累起如此巨大的个人财富?号称中国最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证券,从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内部和外部制造了一大批富翁,包装了一系列的伪劣上市公司之外,唯一留下的就是将近100亿的黑洞。当然,南方证券在十余年存续期中所转移的财富远不止100亿之巨。局外人并不知道的是,南方证券作为个案的情况与券商作为一个行业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而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已经被中央银行及地方财政反复救援过多次。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庙富和尚”。对此,转轨时期的中国券商作出了最富时代意味的“改革式”诠释。毫无疑问,券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仓,因为其转移财富的功能远比它作为券商本应该具有的功能要显着得多。作为在短短20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准备中国当今的经济精英大多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职业转换而来的。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构成。一是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阶级。由于在当时社会结构中身陷底层,准备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封闭,所以邓小平的改革甫一兴起,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市场,并开始逐步积累财富。这批人最早投身市场,具有草根阶层普遍具有的坚韧精神。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及其兄弟们可能是这批精英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中国经济精英中的另外一支来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与那些本来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这批人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有稳定的职业和比较优越的地位。“下海”一词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们在当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市场进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这批人更多的进入了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产业等。由于这些新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特点,他们必须要有规模的借助要素市场。而这些人在原体制中的人脉勾连,则多少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这批人中运气和耐心比较好的,已经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中国当今经济精英的第三种来源,就是我称之为的“跨体制经济精英”。这批经济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难辨。他们要么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要么是与上述两类人具有特殊裙带关联的内部人。自中国改革发轫,跨体制集团即开始繁衍生长。到现在,跨体制集团几乎遍及中国行政系统的每一个层级,中国市场体系的每一个环节、经济领域中每一个产业。在长达25年的改革转型中,跨体制经济精英们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化公为私,或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和利益输送活动。所以,每当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带权下海者”,在新旧两种体制中同时牟利。事实上,在中国25年的改革中,成长最快的并非是外界所以为的所谓民营企业,而是这种跨体制的权力企业。而诸如金融之类的关键行业,更成为此类企业的禁脔。在这种意义上,“两栖化生存”的跨体制经济精英是中国经济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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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个人悲剧的宏观背景,思想所以,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连续下跌了四年。从最高点算起,思想所以,指数几乎被拦腰斩断。在中国几千万亏损累累的投资者中,张不过是普通的一员。其独特之处仅仅在于,他用一种悲惨的方式诠释了金融危机所具有的毁灭性。对于仅仅只有20多年市场历史,一直享受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金融危机一直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遥远事件。但上面这个由于高度敏感而没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则暗示,金融危机可能已经悄悄潜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我永远随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我永远随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准备省、准备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朱熔基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从22%提高到54.9%,而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的这一比例也从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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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思想所以,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思想所以,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我永远随邓小平显然比毛泽东更注重稳定及秩序。他曾经以典型的邓式语言得出结论:我永远随“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的社会是没有办法搞建设的。在邓看来,所谓稳定,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是他赖以推动改革的官僚权力体系的稳定。“只要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中国社会的稳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这个推论在改革初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完好的全能政治国家的时候,显然是正确的。这当然也是邓从文革及89年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经验。在邓眼中,文革合1989年的动荡无不是从共产党内部的争执所引发的。所以,与其说邓小平注重政治及社会稳定,倒不如说他看重共产党本身的稳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执行机器的稳定。这两样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那里,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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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准备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坐困如此愁城,思想所以,中国的老板们怎能不眉头紧锁,思想所以,急火攻心呢?不过,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熔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曰“政不出中南海”,此之谓也。孤独无助之感,莫此为甚。2004年,黑龙江鸡西市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连续做了三次批示,但鸡西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给温家宝面子,直到温家宝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事件才算勉强落幕。在中国,类似鸡西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爱民的温总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组,温总理办公室的编制恐怕得扩大一万倍才能解决问题。按照同样的标准扩张,中国中央政府的体积可能就会出现反祖现象,庞大得像头远古的恐龙。其人员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在中国改革之前,我永远随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有人曾经计算过,我永远随1952年到1986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7000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1000~2000亿元。同样是这位社会学家的估算,1985年之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农村教育的拨款(中学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学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农民自筹经费,这一项“改革”,国家又从农民手中每年隐性“改”走了300~500亿元。难怪有人将中国农村税收政策讥讽为“负累进”制度。如果加上诸如金融等更加隐蔽的市场化手段,国家以“改革”和“经济增长”名义从农村抽取的则可能是一个惊人之数。体现在统计所谓比例上则是:农村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而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占9%;与此同时,农村为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1/3的存款,却只得到了1/10的贷款。这等于是在说,改革前后,中国官僚体系对农村的抽取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只不过名义变了,手段变了。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农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改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的农民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夺。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准备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准备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思想所以,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思想所以,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着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在中国领袖层中,我永远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我永远随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地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出历史的纠缠,开启中国政治的良性循环之路。事实上,今天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解决合法性问题,而是解决官僚集团的剥夺问题,不是民众与领袖层的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在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总统选举之前很早就开放了基层(包括县市长)选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激进动员。相反,它为最后的民主化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而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国民党是背着所谓“外来政权”的包袱来推动这种政治转型的。稍有不慎,整个政权架构就可能崩裂解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中国领袖们虽然有大量包袱,但起码没有背负“外来政权”的包袱。在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顺序中,基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环扣,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基层(首先是农村县乡级,基层虽然不是中国剥夺最烈的地方,但却是最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问题让基层自己解决,让民众在民主中学习民主,不仅可以部分缓解剥夺所带来的社会不满,走出中国良性循环的第一步,也可以将领袖的合法性与官僚集团逐渐切割、脱钩。在中国的政治代理链条中,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悖论,由于官僚并不对在地居民负责,而是对上级甚至远隔千里之外的更高级官员负责。而在理论上对民众负责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又必须通过他们无法约束的官僚代理工具来履行这种责任,这样,实际上就造成了领袖根本无法对民众负责的情况。建立基层民主和自治,就是要建立官僚对在地居民切实负责的政治架构,打破中国现在的政治代理悖论。在中国迄今为止的26年改革中,准备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着的外部特征,准备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责任编辑:绿色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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